第六十八章 必争之地（2 / 2）

虽然从2020年之后，共和国就不再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印度在这一年超过共和国，成为全球最大铁矿石进口国），而且共和国对澳大利亚的资源依存度迅速降低，但是在2009年之后，共和国就不再信任澳大利亚，不再把澳大利亚当成主要贸易伙伴。别的不说，到2050年，除了王元庆与顾卫民分别在2033年与2043年以国家元首身份参加在墨尔本与悉尼举行的亚太地区合作与发展首脑峰会期间对澳大利亚进行了非正式访问之外，没有一位共和国元首对澳大利亚进行过国事访问。虽然这与澳大利亚的国体有关，毕竟按照澳大利亚的宪法，英国国王仍然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元首（元首职权由总督代为行使，而总督又由澳大利亚总理提名，由英国国王批准，所以澳大利亚的最高国家领导人是总理），共和国国家元首访问澳大利亚的意义并不明显，大多数时候都是由国务院总理、或者全体代表大会委员长代替国家元首访问澳大利亚，但是澳大利亚怎么说也是一个拥有上亿人口的大国，而且是经济实力非常强大的发达国家，共和国国家元首近40年都没去访问过，确实是非常反常的事情。

总而言之，在很多人看来，共和国都在刻意打压澳大利亚。

根据在2045年解密的一份资料，在全面消费核武器的战略谈判中，共和国当局就一度拒绝将澳大利亚列入“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之中，认为澳大利亚接受了美国的战略保护，就没有理由发展核武器，也就没有理由参与伦敦谈判。如果不是美国一再坚持，澳大利亚很有可能被排除在这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之外。

由此可见，在2035年之前，澳大利亚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在此情况下，澳大利亚国内社会思想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

大约在2024年，半岛战争结束后不久，澳大利亚国内兴起了一股“共和”潮，一些社团与政党认为，澳大利亚要想成为一个美国那样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就得拥有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必须拥有的全部主权，比如从公民中选举产生具有重大影响力、以及实际决策能力的国家元首。如此一来，澳大利亚的政治体制就得发生变动，废除已经严重落后的君主立宪制，转变为共和制国家。当时，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应该像1999年那样，由全民公决来决定澳大利亚的基本政治体制。因为在1999年的公决中，大部分公民选择了君主立宪制，即维持与英国的关系，而且这次表决的有效期为50年，所以要到2049年，才能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再次进行全民公决。也就是说，在2024年的时候，不管澳大利亚民间的“共和”声音有多么响亮，都要再等上25年。

从本质上讲，共和制就是澳大利亚希望摆脱美国的国民意愿的直接体现。

虽然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白人占据了社会主流地位，但是作为一个典型的民主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其他种族在澳大利亚的影响越来越突出，这其中就包括华人。根据澳大利亚政府在2045年做的人口调查，在大约2.1亿公民中，白人仅有不到22%，混血人种占了45%，以华人为主的黄色人中占了17%（华人大约有2200万，为澳大利亚第五大族群），黑人与印度人占了其余的16%。重要的是，在其他族群中，只有华人拥有可以与白人抗衡的经济实力。根据一家民间调查机构在同年公布的调查数据，占人口总量10.5%的2200万华人大约拥有澳大利亚社会财富的31%，而占人口总量22%的白人占有澳大利亚社财富的48%。单纯从平均占有率上计算，华人已经超过白人。即便从总量上计算，华人也比排第三位的印度人高出了24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希望澳大利亚共和的就是华人。

不管怎么说，拥有了财富之后，首先追求的就是政治权利，因为只有在掌握了政治权利之后，已经获得的社会财富才有安全保障。

当然，在华人的影响下，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也会有所改变。

可以说，如果不是华人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即便到了2050年，华人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政治影响力仍然微乎其微，比如在联邦参众两院中，华人占的议席不到3%，不但远远低于所持有的社会财富，还远远低于人口比例），恐怕在2035年之前，澳大利亚就会成为中立国家。

总而言之，在大萧条的影响下，澳大利亚一度希望与共和国走得更近一些。

可惜的是，在澳大利亚，拥有主宰权的仍然是白人，特别是具有英国血统的白人。拿澳大利亚的离任总理来说，直到2040年，即第一位具有土著人血统的总理出现之前，澳大利亚的总理都是白人，而且近七成具有英国血统。

可以说，澳大利亚的情况正好说明，金钱买不来社会地位。

根据共和国当局在2045年公布的移民资料，从2044年开始，就有部分之前移居澳大利亚的华人选择回国发展，并且申请了共和国国籍（共和国一直不承认双重国籍，即只要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国籍就不再是共和国公民）。导致华人回流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澳大利亚没有政治地位。

由此可见，在澳洲问题上，不管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为了保护海外华人，共和国当局都没有理由手软，而要影响澳大利亚，就得控制印度尼西亚。

当然，要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早在印度战争之后，共和国就在向澳大利亚当局施加压力。比如在每两年一次的亚太地区合作与发展首脑峰会上，共和国国家元首都不会忘记提一件事情，即共和国当局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当然，共和国国家元首只要见到澳大利亚总理就会提出类似的问题，比如澳大利亚当局应该切实重视华人的社会利益与政治需求，给予华人平等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

事实上，具有影响力的行动肯定不会出现在公众面前。

根据后来解密的一份文件，早在2024年，即华人率先在澳大利亚倡导“共和”时，军情局就以非常隐秘的方式，通过一些欧洲华人开办的企业，向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团提供了大约1000万澳元的活动经费，并且安排部分澳大利亚华人社团成员回到共和国，接受相关方面的专业培训。

当然，这仅仅是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虽然军情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颠覆澳大利亚政权，实际上以澳大利亚的政治体制，颠覆政权的意义并不明显，不管怎么说，仅占人口总量10%的华人不可能成为澳大利亚的主流人群，至少不可能在21世纪中叶主宰澳大利亚，但是军情局的这些举措，却让澳大利亚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敏感。